背叛共产革命的陶玉林官运亨通，不久就由排长升任连长。民国二十三年夏天，他的部队驻扎在湘南的一个小县城，准备参加对江西红军进行的第五次围剿。这日中午，陶玉林命勤务兵把竹床搬到树荫下，然后摇扇为他驱赶暑热，他自己则躺下来呼呼大睡。未几，他的酣梦被一个排长打破了。排长说有共党变节分子抓了他的女同党前来投案。陶玉林觉未睡过瘾，心中颇为不快，喝令带上案犯后，就板着脸瞪着那位变节分子半晌不作声。陶玉林自己也是反水过来的，却对别人的反水极为反感，何况这位精瘦的仁兄鼻梁上也框了一副眼镜，十分神似周布尔，心里就有了几分嫌恶。陶玉林命令将两个案犯分别关押起来，待他休息够了再逐个审问。排长执行命令去了，他便打个呵欠继续睡午觉。
太阳西斜时陶玉林才起来，他先审那位姓沈的变节分子。他还未开口，姓沈的就将带来的秘密文件摊开在他面前，讨好地一一解释。姓沈的说这都是他从那个叫于亚男的女共党住处搜来的，于亚男是联络员，与上级地下党有直接联系，顺着她这根藤，就可以摸到一个大“瓜”。陶玉林却对那“瓜”似乎并不感兴趣，而是问他是不是党代表。姓沈的殷勤地告诉他，党代表只有游击队才有，如今也不叫党代表，叫政治指导员了。陶玉林问：“那你是什么东西？”姓沈的道：“我是支部书记。”陶玉林又问：“那你是女共党的上司了？”姓沈的脸红了红，似乎为此而惭愧，说他早就有心弃暗投明，皈依党国，却被女共党于亚男察觉，劝阻并企图谋害于他，他只好采取断然行动，抓了她来投国军。陶玉林听着听着，心里就装满了往事，并对那位于亚男产生了兴趣。他东拉西扯地审问了一会，问姓沈的：“你会赤俄的文字吗？”姓沈的迷惑地点点头：“会几句……”他又问：“你学过姓马和姓列的赤色理论吗？”姓沈的窘窘地点头。他再问：“你是真信那些理论呢，还是显得你懂得多？”姓沈的忙说：“哪能真信呢！都是惑众的妖言，兄弟我是误入岐途！”陶玉林便用皮鞭顶着他的鼻子骂道：“我就晓得你他妈的并不真信，所以我对你的投案自首也不能真信。”
陶玉林令人将姓沈的吊了起来。此时陶玉林已经将姓沈的与周布尔混淆成一个人了，他借机大泄私愤，一皮鞭就将姓沈的眼镜抽掉，姓沈的顿时哇哇尖叫如一头挨宰的猪。陶玉林愈发鄙视他，剥掉他的衣服，问他是不是与那女共党策划的苦肉计打进来作奸细，好刺探国军的情报。姓沈的摇头否认，陶玉林就一皮鞭过去，再否认，再一皮鞭过去。姓沈的皮开肉绽，挨了九鞭之后挺不过去了，耷拉着脑袋认了。这时陶玉林才依稀忆起，那个周布尔早已作了他的刀下鬼，自己对这位姓沈的未免太狠了点。但他的屈打成招很让他看不起。陶玉林朝地上啐口痰，命人把他拖回牢里，接着提审女共党于亚男。
于亚男被推到陶玉林面前时，被五花大绑着，押送她的士兵说她很不老实，几次试图逃跑。她的脸被乱蓬蓬的黑发遮了大半，月白色的衬衣上印有血迹。陶玉林瞥一眼她的脸，不由一怔，因为那黑发遮掩着的眉眼很有几分像陈秀英。他叹口气，让自己从记忆的情境中拔身出来。陈秀英早死了，人死不能复生，也许，女共党都是有几分相像的吧。他走拢去，生出几分怜悯之心，手穿过那缭乱的黑发，摸摸她的面颊。她把脸扭向一边，毫无惧色，陶玉林心里暗自又有了几分敬佩。他劝道：“看你好端端一个乖女子，闹什么赤党，找个好男人当个俏堂生个胖伢儿过个好日子，几多好！何苦把你如花似玉的面模子放到牢里去？我看你都招了吧！”于亚男不理睬他，但他看见她明显地颤抖了一下。陶玉林便令人给她松了绑，并抚摸一下她胳膊上索子勒出的痕迹，然后抬起她的下巴，撩开她的黑发，让她面对着他。但手还未离开她的脸，他便惊愕得呆住了：
呈现在他面前的，明明白白是陈秀英的脸！
在再次与陶玉林不期而遇之前，陈秀英走过了一段曲折艰险的道路。那日水上飙手中枪响之后，她倒在雷公岗上，热腾腾的鲜血从她左肩冒出来。她撕了裤脚，挣扎着将伤口缠好。水上飙手下留情，没有打她的要害，让她捡回了一条性命。但她仍感到难以言说的悲哀，因为这一枪来自同志，来自上级。这一枪否定了她的共产党人的身份，那暴裂的声音宣布她已不再属于革命阵营。没有比这更令她伤心的了！她拄着拐杖，一步一歪地离开雷公岗，攀向游击队营地。尽管组织上宣判了她的死刑，她也还是要回到那里去，因为她没有否定自己是个革命者，她属于游击队。由于伤疼，更由于内心的哀恸，她恍恍惚惚在林子里迷失了方向，没能遇上前来寻找她的陶玉林——如果他们相遇，事情也许会朝另外的方向发展。她气虚体软，精疲力竭，一小步一小步地挪动，后来绊着一根藤跌倒在地，就再也爬不起来了。如果不是一条赶山狗，她必死无疑。那赶山狗发现了她，用吠叫招来了它的主人。那位打猎的山民认出了青龙镇陈家的小姐，多年之前遭受灾荒时，他领受过陈家粥棚的赈济。他把她背在背上，趁着夜色摸下山来。他晓得陈家小姐是官府捉拿的共产党，就小心翼翼地避开了官兵的岗哨，将她送进了陈家大院，并将此事作为一个秘密封存在心里。
陈秀英在陈家大院的地窖里躺了个把月，终于恢复了健康，从死亡的阴影里走了出来。但她并不感到庆幸。她是个既被国民党通缉追杀，又已被共产党枪毙了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过去的陈秀英已经死了。为保证她的安全，父亲与哥哥还煞费苦心地为她举行了葬礼。就在她“出葬”的那天，她得到了陶玉林率队员反水投敌，青龙山游击队全军覆灭的消息。她坐在地窖里不寒而栗，感到自己真被埋葬了一样。她一连数天缄默不语，像只鼹鼠一样躲在地窖里，即使父亲在外面叫她，她也不出来。死去了的陈秀英当然不能再露面，青龙镇乃至整个安华县都已没有她的立足之地。于是在一个多月后，她浓施粉黛，装扮成哥哥的妻子，坐上一顶轿子随哥哥去了长沙。一路没有遇上任何盘查，因为谁都知道安华县已经没有游击队和女共产党了，设卡的兵丁一见她露在轿帘外面的绣花鞋，就挥手放行。
到长沙之后她就改名于亚男，休息一段时间后，经哥哥朋友的介绍，她来到这座湘南小城的中学里当了一名教师。平静的教书生活使她的心灵和身体得到了休养和调整，但排遣不了她的孤单寂寞。她始终难以摆脱那种已经死去的感觉，好几次同事叫她于亚男，她却漠然置之，竟不知道是在叫自己，而又有好几次她独处时，听见有人叫她陈秀英，她兴奋地答应一声，四处环顾，却不见有人。于是她晓得，陈秀英藏在她内心深处，并没有死去。与此同时，她也明白了自己在渴望什么。她的孤单和寂寞，正是因为她的渴望得不到满足所造成。她自觉或不自觉地开始寻找这种满足。她教国文，上课时，时不时从她嘴里冒出一些犯忌的话题和字眼。校长是个慈祥的老头，特地告诫她注意谴词用句，不要造成无谓的麻烦。但她注意了一两天后就又忘了。犯忌使她有种快感，也令她的学生兴奋不已，不知不觉就围簇在她身旁。
于是于亚男受到了一个叫沈冬的男教师的注意。其实，她的容貌与气质一直很引人注目，只是她并不自知。沈冬在一个晚霞绚丽的时刻接近了她，那时她正在校外小河边散步。沈冬说：“于小姐，你的思想很进步哟！”她怦然心动，因为沈冬的语言是她所熟悉并已久违了的。她抿嘴莞尔一笑，她并不知道这是她来这儿之后最美丽的一笑，更不清楚这一笑已令沈冬魂不守舍了。他们天南海北地聊天，并有几次涉及时局，她毫不隐瞒自己的倾向。沈冬对她的话无一不持赞同态度，有时甚至比她更为过激。融洽的谈话使时间过得很快，夜幕降临时他们不得不依依作别。她离去时对他会心地一笑，凭着她的敏感，她知道遇见了自己的同志。
果然，这样的谈话有过几次后，沈冬开始向她讲苏俄，讲中华苏维埃。对于陈秀英来说，他讲的革命道理过于简单，过于初级，仿佛对中学生讲授小学课程一样有点可笑，但她如今是于亚男，必须从头开始。她认真而虔诚地听他讲叙，把她的信仰又重新温习了一遍。在他的启发下，她亦不时地表达一下自己的想法，他便不时大喜过望，犹如发现了一名智力超群的学生。终于有一天水到渠成——其实是水在找渠——沈冬问她想不想加入共产党，她毫不思索地点了点头。
于是她举起拳头在党旗下宣了誓，第二次加入了共产党。她终于又找到归属，她为此激动万分。但激动之余又忐忑不安，因为她没有向党组织坦白作为陈秀英的过去，而是为于亚男编织了一个虚假的来历。她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可毕竟是说谎，是一种欺骗行为，她可能要为此内疚一辈子。要减轻内疚，只有尽可能多地为党工作。她一次又一次地向支部请求多给她任务。她的老练和泼辣很快就赢得了同志们的信任和赞誉，联络员牺牲之后，就将这副重担交给了她。
然而于亚男还是陈秀英的秉性，在专注于自己的信念时往往有不该有的忽视。她忽视了自己是一个年轻女子，而且是颇具姿色的年轻女子，而这一点正是当年的蔡如廉与现在的沈冬垂青她的重要原因之一。插秧季节，学校放了几天假，沈冬带她去一个小镇，说是执行一项任务，为避人耳目，他们必须扮作夫妻。对她来说，这没有什么难的。他们顶着毛毛细雨来到小镇，在栈里订了一间房。她在房里守着，沈冬则去办事。其实，沈冬并没有办什么事，他就躲在不远的小酒馆里就着花生米喝酒，他所执行的任务不过就是想赢得她的芳心，拥有她的身体。蓝色暮霭在镇子上空氤氲时，沈冬行色匆匆地回到栈，声称任务已顺利完成，很激动的样子，半真半假地吻了一下“太太”。他带她去吃了饭，还敬了她几盅酒。她也很高兴，丝毫没有察觉他那包裹在洋溢的热情里的意图。饭后他们进房歇息，房中只有一张床，他拿条被子，要睡在地板上，让她睡床。她坦然地躺下了，也没感到窘迫和有什么不便，当过几年游击队长的她早已习惯这种处境。沈冬闩上门，在地板上辗转反侧，很久没有入眠。她以为他在思考工作，没有在意，后来听见他一声长叹，便问：“老沈，有什么为难事吗？”
沈冬就坐起来说：“是呵，这件事太为难了！”
她便自告奋勇：“你说出来，看我有没有办法解决。”
沈冬说：“你有，这事只有你能解决”。
她迷惑地问：“什么事？”
沈冬说：“我爱上你了！”
她哑然，懵懵地看着黑暗中的支部书记，仿佛不知道他说什么。她从来没想到这种事，这太出乎她意外。这时沈冬快步过来，跪在她的床前，抓住她的手，冲动地倾诉他对她的爱慕，接着就开始赞美她的身体，从头到脚非常具体，无一遗漏。她觉得这情景非常滑稽，与他支部书记的身份太不相称。这使她想起了周布尔，他们的外貌、神态、口吻都极为相似，只是此时的沈冬不像周布尔那样夹带政治术语，他直截了当地表达他的渴求。语言用完之后，他便吻她的手，从手臂吻到她的肩，留下一些粘乎乎的唾液。
这时她似乎才醒悟过来，轻而易举地将他一掌推开：“老沈，请你自重！”
沈冬颓丧地垂下头，但仍跪在她床前不肯离开：“亚男，你不理解我的心情……”
她对床前的黑影说：“老沈，到此为止，我不怪你，你歇去吧。”
沈冬怏怏地回到地铺上躺下，说：“亚男，请原谅我的莽撞……”
她大度地说：“我不会在意的。”
话虽这么说，她却不能安然入眠了，她仔细地聆听沈冬的呼吸声，一听他翻身，就警觉地瞪大眼睛。直到午夜过后，她听见沈冬打起很响的鼾，才放心地进入梦乡。
天放亮时她作了个恶梦，梦见一头黑熊把她扑倒了，压在她身上让她动弹不得，她憋得透不过气来，一挣扎，醒了。原来那头熊是沈冬，他正在她身上拱动着。本来她是可以抗拒他的，但她发现这已毫无意义，他已经进入了她的身体。随着他的动作，屈辱感一波一波地涌进她的心。她感到从未有过的窒息，无力地紧闭双眼，让世界黑下来。
他从她身体上溜下去了很久，她仍摊在那里一动不动。他给她穿衣服时，她把他推开了。她打了一盆水来，认真地清洗自己，她不能把自己和心中某些神圣的东西弄脏了。沈冬在她身后絮絮叨叨说些饶恕和原谅的话，她没有听清，也不理睬。她安慰自己：这算什么，不过让男人睡了一回，你不是都枪毙过一次了么？
这以后沈冬很少主动来找她，倒是她找他的次数多，因她是联络员，上级的指令都要经她的手传递。每次见他，她都尽力克制内心的厌恶，告诫自己他到底是党组织负责人，不要在道德上苛求他。与党的事业相比，个人的身体被玷污一次，实在不算什么。她很快就将羞辱埋葬在记忆的深处，不再去碰它。她可以毫无愧色地面对沈冬，面对自己了。
然而在她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之后，命运的波折又随着夏日的炎热猝然来到。这日沈冬惊慌失措地来到她的寝室，告诉她一个支部委员被国民党县党部抓去，供出了所有支部成员，铲共义勇队马上要抓人了。
她说：“赶快通知同志们转移吧！”
沈冬说：“来不及了！现在我俩只有一个办法。”
她催他：“你快说！”
沈冬迟疑一下，断然说：“事到如今，我们只有先行一步，去投国军了！这样可免遭铲共义勇队的毒打！”
她大惊失色：“你要叛变投敌？！”
沈冬抓起她一只手：“亚男，别死心眼，我们只有这一条路走了！共产革命在中国不可能成功，这种担惊受怕的日子，我也过够了！亚男，赶快跟我走吧！”
她愤怒地挣开手，甩了他一耳光：“你这无耻叛徒！”
沈冬立时凶相毕露，向她猛扑过来。她被撞倒了，脑壳碰在床腿上，晕了过去。待她醒来，已被绳索绑住。沈冬叫来几个士兵，将她拽起，押往国军营地。她一路骂不绝口，毫无惧色。她晓得等待她的有皮鞭、老虎凳、辣椒水，却不知道还有她过去的副手陶玉林。
惊愕过去之后，陶玉林心头卷起欣喜的热潮。他心仪的女人竟还活在人世，并在这种情况下与他重逢，老天真是有眼！他情不自禁地再次伸手轻抚她的面颊。但她把脸挪开了，双眼瞪得溜圆，眸子里射出两缕仇恨的目光。这敌对的目光使他记起了自己的身份。他扯扯军装，装模作样地开始审问。但她嘴巴关得铁紧，根本不予理睬。手下人急着要用刑，他制止了，说：“对女人那么狠干什么？饿她两天三夜，她就招了的。”
陶玉林当然不能真的饿她，不仅不能饿她，还要救她，而且要越快越好。他的连队里还有当初随他反水的游击队员，他们若认出陈秀英，麻烦就大了。当天夜里，他提了一罐红米粥去了地牢，并让人卸下了她的脚镣和手铐。他喝退手下人，又对哨兵眨眨眼，让他关上牢门。哨兵认为连长对这个漂亮女犯有了兴趣，知趣地关门退走。
他让她喝粥，她也不气，不用碗，抱起罐子仰头就喝。吃了嗟来之食，她对语言还是那么吝啬，抹抹嘴巴，一声不吭，冷冷地觑着他。他走近她，双手抓住她的双肩：“秀英，你难道不认识我了吗？可你就是烧成灰，我也认得你！”
她掰开他的手，转身走到墙角的稻草堆里坐下来。他跟过去，蹲下身子，恳求道：“秀英，这儿没外人，你怎么不认我呢？你往我脸上啐口痰都要得，莫不理我！”
她扭开头，避开他的目光：“陈秀英早死了！”
他沉沉地点点头：“是呵，她早死了……她死得太冤！我那天去找过她，可生不见人，死没见尸。”
她恨恨地道：“她死得再冤，也不能成为你背叛革命的理由！”
他争辩说：“我可不管革命不革命，我只晓得她死了，就要有人抵命！为了她，我什么都做得出来！”
她说：“恰恰是你，在她心上杀了一刀。”
他怔了怔，长叹一口气道：“我就是想不清，她一个富家女子，为何放着小姐不当，要过那刀尖上的日子？被共产党毙了一次，好不容易死里逃生，又去给共产党卖命，她究竟图的什么？”
她拢拢头发：“这你一辈子也想不清的。”
他苦笑道：“我看她是鬼迷心窍。共产党若都像她这么死心塌地，也许要不了几年就能夺得天下。可惜共产党里还有周布尔和姓沈的这样的人。她一个弱女子，何苦执迷不悟，自找苦吃！”
她说：“所以你准备用皮鞭和老虎凳来开导她？”
他连忙摇头：“不不，我不会这样对待自己喜欢的女人。我这人就这么个脾性，对女人好起来，就没个边，愿意为她冒险。我打算救她。”
她说：“可她并不会领你的情。”
他说：“领不领情是她的事，救不救她是我的事。我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她平静地问：“你怎么个救法？”
他压低嗓门：“我都已安排好。到半夜三更时，我会叫人来提她，谎称要她去陪我。她快到我房门口时，朝他脑壳上猛击一拳，然后朝屋后玉米地跑，穿过玉米地就到了后山。她尽可放心跑，我会撤掉屋后的哨。”
她说：“她要不相信你呢？”
他说：“那我就没办法了，她的命握在她自己手里，只有这么一次机会。只要能活出去，她想干什么，还不随她？我希望她不要意气用事，在牢里等死。”
她问他：“你这么做，又图个什么呢？”
他说：“图个心安。我不能让她死在我的手里。”
她毅然道：“好吧，她打算相信你一次。”
他长吁一口气，轻声说：“这样我就放心了。”
他悄悄地注视她，在昏黄的油灯下，她的眼神柔和下来了，她身体的温馨气息隐约袭来，笼罩了他的全身。他回忆起青龙山上的寒夜，亲吻她的头发的情景，忍不住伸出微微颤动的双手，轻轻把她往胸口拢。但她纹丝不动，她的冷静的目光告诉他，一切都已成为过去，时过境迁，人是情非，虚妄的冲动毫无意义。
陶玉林回到卧室，坐立不宁，吹了灯，在房中踱来踱去。三更时分，他派出了心腹。隔着窗棂，他看见她跟着提她的人无声地走过来。还未到门口，她突然就动手了，其身手之敏捷，令他咋舌。眨眼之间，他的心腹倒下了，她也没有了影，只听屋后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和玉米叶的刷刷声。过了一阵，他才冲出门去，朝天上打了几枪，大喊女共党跑了。喊完之后望着漆黑的夜，他的心也空了。
第二天姓沈的被团部提走了，陶玉林也被手下那位急于邀功的排长告了一状。他受到了严格的审查。幸好他的心腹忠实于他，瞒得滴水不漏，他又一口咬定女共党的逃脱，是由于他贪图女色所致，在用了不少银元打通关节之后，团部便仅给了口头警告，不再追究。本来此事就此了结，可在结束审查离开那间黑咕隆咚的隔离室之际，他忽然冒出来一句牢骚：“狗日的东三省让东洋鬼子占了几年不去抢回来，两兄弟还关起门在屋里打架！”这牢骚明显是对蒋委员长不满，与共产党的红军打仗是“剿匪”，怎么是两兄弟打架呢？陶玉林便吃了这句牢骚的亏，被重新收审，折腾数日，最后以渎职违纪论处，降职为副连长。连长一职，则被告状的排长得去。直到若干年后，在赣北高安与日本鬼子对垒时，他冲入敌阵将被掳去的营长救回，才得以恢复原职。
队伍向江西开拔的前夕，陶玉林在小县城青石板铺就的街道上闲逛了一阵。在一座破败的小戏楼前，忽然见到一个挎竹篮扎蓝花布头巾的女子迎面走来，其步态与陈秀英毫无二致。莫非她还滞留在这个县城里？真是胆大包天！他侧身站立，等那女子过来。但她一仄身踅进了一条小巷。他赶紧追过去，尾随其后，慢慢地缩小距离。她在一个小杂货摊前站住了，并侧过她的脸，弯腰挑选货物。陶玉林端详了一下，心情就松弛下来了：不是陈秀英，虽然脸形很像，但陈秀英的脸圆润光洁，没有这么多坑坑洼洼的小凹疤。陈秀英的清秀是这个疤脸女人无可媲美的。他背转身，若有所失地走出了小巷。
陶玉林不知道疤脸女人在后面注视他。因为她正是已改名于亚男，一个月前才从他手里逃走的陈秀英。在那个漆黑如墨危机四伏的夜里，她先是跑到十几里外的驿站，通过地下交通员把沈冬叛变和支部成员被捕的消息传递给上级，然后逃到山上的尼姑庵暂时躲避追捕。她对尼姑庵住持编织了一个丈夫婆婆虐待媳妇的故事，住持并不在乎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以佛门宽大的慈悲胸怀收留了她，供给她简单的饭食，她则给庵里干些简单的活，如扫地、挑水之类。五天之后她尝试着下山，却发现山下到处有兵丁设卡。在一堵墙上她看到一张通缉令，通缉令上她的画像绘制得相当准确，她立即猜想到，敌人可能从她学校的卧室里抄走了她的相片。她只好悄悄回到庵中，请住持为她剃度削发。她以为她的形象得到了彻底改观，但这天去挑水时，却从井中那如镜的水面发现，削去黑发后她比过去更为端庄秀美，也更与通缉令上的画像相吻合了。显然，如此下山，只能是自投罗网。她迷惘地凝视井中的自己，仿佛头一次察觉自己拥有这么一副姣好的面孔。可是回想起来，许多的麻烦、波折、烦恼和痛苦，不都与这张面孔有关吗？如今又因为它被困在这尼姑庵中。她恼恨起水中这张脸来，拾块石子扔下去，水面漾起波纹，那张脸便扭曲变形了。她宁愿当个丑八怪，也不愿再让这张脸的美丽给革命带来损失，同时也给自己带来不幸。这一天，僧尼们做完暮时课诵之后，她悄悄潜入佛堂，在蒲团上跪下。无神论者的她自然不会向释加牟尼祈祷，她这样做只是掩人耳目。跪叩片刻，见四周无人，她从香炉里抓起一把正在燃烧的香，毫不犹豫地戳向自己白皙润洁的面颊……剧烈的疼痛令她浑身发抖，但咬紧牙关，没有叫出声来。她闻到了焦糊的肉香，听到了香头烧灼肌肉时细微的嗤嗤声。她的手毫不留情地按着那把香，直到它熄灭了，才扔进香炉里。然后，她抓起另一把香火，戳向另一边面颊……当她举着血肉模糊的脸出现在住持面前时，举止持重的住持吓得跌坐在地，半天才醒过神来，颤颤巍巍地往她脸上洒药粉……半个月后，她脸上那些密集的黑痂逐一脱落了，留下了点点瘢痕。再到井里去挑水时，她已经认不出水中那张脸了。她对此很满意，她可以凭它去应付种种叵测和险恶了。她告别了住持，带着她的新面孔从容地下山，从容地走向革命。她越关过卡，几次与搜捕她的人交臂而过，但没有人多看她一眼……及至她再次出现在这个县城，并再次与陶玉林不期而遇，曾号称即使烧成灰也能认出她的陶玉林，竟然也没能认出她来！她为此而感到欣慰，但在这欣慰的后面，却也有一丝难言的悲哀。她默默地望着陶玉林的背，她知道他再也不会转过身来，她感觉除了革命之外，一切好的坏的事物都像这个人一样背她而去，越来越远，越来越远……
这一年初秋陶秉坤终于从水上飙那儿获悉了陶玉林这个孽子的有关讯息。那日陶秉坤正操着长把砍刀在自己的油茶林里砍山——砍倒除油茶树之外的一切树木荆棘和杂草，以便采摘油茶果和以利于油茶树的生长。忽然一只竹鸡惊慌失措扑出丛林，接着哗啦一声，一个衣衫褴褛面容憔悴的人出现在他面前。定睛一瞧，是水上飙！他惊愕不已：“水委员长，你怎么在这里？！”
水上飙面黄肌瘦，疲惫不堪：“秉坤，有吃、吃的吗？我三天没进粒米了！”
他连忙扶住水上飙，要带他回家去。水上飙问村里有团丁没有，手很紧张地按着腰里的短枪。陶秉坤让他放心，说他这儿偏僻，一天到晚鬼都不上门。
水上飙说：“你不怕我这个赤匪连累你？”
陶秉坤说：“你这是什么话？你是怕我出卖你么？”
水上飙说：“怕你出卖我就不来了。”
陶秉坤便不由分说，将他扶回家，吩咐幺姑做饭。水上飙却等不及，饿牢里放出来的一样，将碗柜里的剩菜剩饭先吃了，又拿起一个煨红薯往肚里塞。陶秉坤询问他这几年的情况，水上飙只顾吃，嘴里含糊其辞，眼睛警觉地觑着院门外的小路。陶秉坤晓得他不便说，也就不问了。其实水上飙是逃命逃到这儿来的，三天之前湘中特委召开秘密会议时遭到敌人突袭，除了他逃脱外，其余同志不是牺牲就是被捕了。他不敢下山亦不敢进村讨吃的，沿着山脉穿林过岭一直逃亡到这儿。安华县党组织已被破坏殆尽，没有了他的立足之地，他打算到陶秉坤这儿弄点盘缠，然后凭着他对这一带山地的熟悉，翻越乌云界，到湘鄂边界去找贺龙的红军。晚饭后，水上飙提出借钱，陶秉坤爽快地答应了，给了他五块光洋。水上飙坚持只借三块，并且硬要立张字据，说：“秉坤，这钱你是借给共产党的，就是我死了，你也要把字据收好，将来革命成功，会加倍还给你！”
陶秉坤道：“借给共产党我情愿，不要它还，我唯愿它革命成功，好把田土再分给我们。”
水上飙很感激，但脸上忽然就阴了，叹口气道：“可惜你三儿子屁股和土豪劣绅坐到一条板凳上去了，他如今帮着国民党打共产党呢！”
陶秉坤大吃一惊：“有这等事？！”
水上飙便将陶玉林先投游击队后又反水投国军的经过简略地说了一遍。陶秉坤自觉惭愧，哑口无言。为表示歉意，水上飙上路时，他递给他一袋煮鸡蛋，并信誓旦旦地说：“玉林这孽畜回来我一定下掉他的枪！”但话一出口他就觉心虚气短，因为这样的可能性太小，莫说陶玉林不会回来，就是回来了，又能把他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