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一段时间，于亚男都不知自己关押在什么地方，只晓得自己已是一个死囚，这是那副冷冰冰沉甸甸的脚镣告诉她的。被押解离开萸江后，船在资江上漂流了一天一夜，黎明前靠上一个不知名的码头，下船后她睁大眼睛四处观望，夜色中尽是陌生的景物。她被塞进了某座监狱的单人牢房里，没有人提审，也没有人探望，一天到晚听不到什么声音。铁门上有个四方形的小洞，每日早晚，盖住洞口的铁板被抽开，一只手端着一钵陈米饭伸进来。如果这时她沉睡未醒，或者去接饭的动作迟缓了一点，那钵饭会坠落在地上，她只能从地上捡来吃了。墙角有水笼头和便桶。她没有洗涮工具，每日早晨含一口冷水漱漱口，然后将衣襟打湿擦把脸。后墙上有个小铁窗，微弱的光线从那里透进来。坐在幽暗的牢房里，她恍然遐想，沿着那一束光飞出去，也许会找到天堂吧？铁窗很高，她站在窗下仰头望去，能见到紧逼窗口的笔陡的岩壁，以及岩壁上悬吊着的藤条。
起初，每过一天，她都在墙上划一道痕迹，以记下来这里的天数。后来她就懒得做了。既然没有人提审，这就是说，她的案子已经有定论了，她只有静静地等待那一天了。她不怨天不怨地，只怪自己经历太复杂，没有办法证实自己的忠诚。那一天本来早就来了的，水上飙的一念之差，使她多活了二十多年，多给党做了多少工作！为此，她感谢老水。唯一使她感到悲哀的是，二十多年后，她仍将戴着背叛者的荆冠走向刑场，成为革命的靶子；而她的遗体，很可能与那些货真价实的反革命分子的尸体为伍，这是她不能忍受的。
这一天终于来到，她被押上一辆有篷的货车。汽车弯来拐去，颠簸了大约个把小时嘎然而止。下车一看，又是一个隐蔽的去处，一道高墙把一个院落圈在一个山坳里。她被推进一间小房，房里有一张书桌，一张木架子床，甚至还有一个脸盆架。房间的变化意味着她的案情的变化，刑场上的枪口可能已不再对准她了！惊喜的电流击中了她的心脏，她一阵晕眩，几乎站立不住。这时她才晓得，心底求生的渴望是多么强烈！
她在床上坐下，四肢无力，虚脱了一般。这时一个身材高挑的刀条脸走进来，在书桌前坐下，斜视着她：“你就是于亚男？”
“嗯。”她庄重地点头。
“你应该为自己感到庆幸，”刀条脸吐一口烟说，“我们不处决你了。”
“我能知道原因吗？”她习惯地拢拢短发。
“你的案子，有的人主张一了百了，也有人持不同意见，认为证据不足。我就是持后一种意见的人之一。双方争执不下的时候，上面有了批示，”他用一根手指向上指指天花板，“上面说，可杀可不杀的不杀，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免得资产阶级和民主党派哇哇叫；还说杀人不像割韭菜，人头落地就不可挽回，长不出新的来了，要慎之又慎。所以省委决定，对你采取慎重的态度，由我来重新审查你的案子。”
“谢谢你，同志。”她有礼貌地点点头。
“先别这么叫，在未证实你确是我们的同志之前，我们还只能将你当敌人看待。”他说。
“我是共产党员，在没证实我确是敌人之前，你们应当把我当同志对待。”她说。
“你看，我们看问题的角度就不一样，这不奇怪，你是被审查者，我是审查者。”刀条脸摆摆手，“我姓关，你就叫我老关吧！”
她问：“老关，你看过我写给地委的交待材料吗？”
老关说：“卷宗里所有的材料我都琢磨过了。在我看来，你若不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共产党员，就是一个极为阴险的反革命分子。”
“你真觉得，我是你的敌人？”于亚男盯着老关，猛然想起二十多年前水上飙处决她时，她也说过同样的话，声音不觉就颤抖了。
“我说过了，未确定你是同志之前，只能把你当作敌人。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半点也马虎不得。现在正是镇反时期，敌人猖狂得很，对你保持高度警惕，是非常必要的，”老关口气缓和下来说，“先别管你是什么人，如果你真想搞清问题的话，要积极配合，提供线索，老实交待。特别是你改名之前，作为中共安华县执委委员和青龙山游击队队长的陈秀英的有关问题，一点一滴也不得隐瞒。”
“我没有丁点隐瞒，该交待清楚的，全写在材料里了。”她说。
“可是根据你的交待，不但没有问题，而且还应给你请功呢！”老关眯起眼睛。
“我确实没有问题呀！”于亚男摊摊手，眼神痛苦而迷惘，“现在我只是无法证明自己的清白。知情的同志都牺牲了，时间又这么长了……”
“不是还有一个知情人蔡如廉么？”老关冷丁问道。
“他的话，你们信得过？”她说。
“可不可信，我们查查再看吧。”老关意味深长地觑她一眼，似乎抓住了她的什么破绽，转身背着手走了。
于亚男便在这间条件有所改善的房子里开始新的等待。她被告之不能迈出房门，就只在门内活动，既使门外没人守卫，也从不越雷池一步。她借了刚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来读，坚持每天写一篇心得体会。她还将晾衣绳取下来跳绳，一次跳半个钟头。她的等待已经有了全新的内容，她坚信不久的将来，党需要她回到它的队伍里。
三个月后，老关又来到了她面前，她望着他，眼里充满希冀，他却半天一言不发，在她面色略显发白时，才突然说：“蔡如廉的证词和你的交待倒是挺吻合的！”
“事实如此，”她说，“可惜你们不相信。”
“他背叛过党，又当过国民党的县议长和县长，而且，他与你同居过，我们能相信吗？”老关的眼睛盯着她一字一顿地说，“何况，你对我隐瞒了一个重要的知情人。”
“谁？”她下意识地一愣。
“陶玉林，”老关将烟蒂一摔，“我们在劳改农场找到了他。”
“他对我，并不能说知情。”她坦然道。
老关说：“可他是听说你被湘中特委处决后，才杀了党代表周布尔，带领游击队员反水下山的。”
她说：“他是一个反复无常的人，他的反水是他的本性所决定，与我并无必然关系，那是他自己的事，跟我的清白与否无关。”
“可是他的证词却对你有利呢，”老关又眯起了眼睛，“他说你在湘南时曾与一个叫沈冬的叛徒进行了坚决斗争，并且是他伺机放走了你。”
她说：“但是他的证词跟蔡如廉一样对我毫无用处，我也不希望由他们来证明我的无辜。”
“怪不得我们不信，对你有利的证词为何都出自这些有历史问题的人物之口？把蔡如廉、陶玉林的证词与水上飙的揭发信摆在一起，我们当然更相信水上飙的。”老关在房里走来走去。
“但既使是老水的信，也只是要求党组织鉴别，没有肯定我就是叛徒和内奸；二十多年前他执行命令处决我时，就犹豫不决只击中了我的左肩，让我多活了二十多年！”她眼里闪出了泪光，“我如果真是坏人，就不会把老水的信转交地委了！”
“焉知你此举不是为了先发制人，以攻为守？”老关斜瞥着她，“如果不是心中有鬼，当年又为何改名易姓，远走湘南？”
“老关，在那种情况下，我不这样做，还有机会为党工作吗？”她直视着她。
老关目光在她脸上扫了几个来回，晃晃脑壳：“嗯，你这个案子，很特别，很有传奇性，越查越有意思了。总有个水落石出的，耐心等待吧。”
那就等吧，她有的是耐心。
又等了不知多久，来了一个人，这个人不是老关，这个人说：“于亚男，你的案子一年半载难得查清，呆在这里也不是个办法，上级指示，把你交给野鸭洲劳改农场代管，你收拾收拾东西吧。”东西几分钟就收拾好了，难以收拾的是她散乱的心情。她先是被押上车，到河边后又被押上船。她频频回首，不见老关的身影。不管有没有老关那句话，等待还得继续，她想。她坐在舱口，迎着河风与东方那轮喷薄欲出的红日拢了拢发丝，看着船首犁开幽黑的水波，向着烟波浩淼的洞庭湖驶去……
于亚男成了野鸭洲劳改农场不是犯人的犯人。说是犯人，她还没判刑；说不是犯人，她和犯人一样受管制，一样穿着袖子上镶有黄杠杠的囚服。她和犯人唯一的区别，是做较为轻松的养猪工作，外出打猪草没有管教人员监视。
野鸭洲如同一张巨大的筏子，浮在南洞庭湖的万顷碧波之上，春夏之际，芦苇葳葳蕤蕤地长起来了，给洲子嵌上一道深绿色的边。苇荡里野鸭出没，白鹭嬉戏，充满生机。打猪草时，她喜欢到洲子东端的港汊边去，打草之余，她到芦苇丛中去寻觅野鸭蛋，或者捞菱角，让自己的日子充满乐趣。劳累疲惫了，就坐在堤上，默默地欣赏风中摇曳的芦苇和水天一色的湖上风光，任心事苍苍茫茫铺排开去。秋天来临，湖水发黑，芦苇渐黄，荻花飞雪，大雁横空，她挑着猪草踽踽独行于大堤之上，想着各种运动在中国大地上轰轰烈烈进行，她却置身在外，便有一种被遗弃的孤独，季节也就倍显萧瑟。只有到了冬天，湖风像一群尖牙利爪的野兽到处咬人时，她才不到湖边来，而是坐在猪圈的稻草堆里，守着那一群嗷嗷叫的猪。
她从不往洲子西端去，因为大部分囚徒常年四季在那边围湖造田。她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囚徒，她要与他们保持相当的距离。与她同寝室的另三个女囚，一个是妓院的鸨母，一个是与奸夫合谋杀害亲夫的淫妇，还有一个则是贪污抗美援朝捐款的女会计。她足有三个月没有和她们说一句话，后来也是没有必要绝不搭腔。她绝不能与她们同流合污。她们对她微笑，她从不给予回应。她时时处处注意保持自己高贵的人格，只要管教人员把她与她们混为一谈，她就要据理力争，严肃地指出她与她们本质上的不同：她还是一名共产党员呐！起初，她提出要向农场党支部交纳党费时，管教干部也是大为惊诧疑惑不解的。她耐心地解释，说她的案子未清，没有处理结果，所以她还是名符其实的共产党员。其实她不仅还是党员，就是中共安华县委副书记的职务，也还没人通知她撤销呢！农场支部书记听了她的申诉后，耸一耸肩膀：“真是天下奇事！”只好请示上级。上级的答复是，她没有转组织关系，就不能登记在册，至于党费，她愿交你们就收吧。收了党费，就表示一种认可，她很满意，在不在册，她都是一名共产党员，在目前这种处境下，她知足了。此后，她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度，比如，她可以到场部办公室借报刊看了。
然而寒来暑往，光阴荏苒，三年时光从洞庭湖上悄然滑过，她的鬓边出现了几缕白丝，她所期待的老关一直没有出现。她给地委写的询问信也没有回音。在她再一次因失望而焦躁起来时，一个她不愿见的人被她碰见了。
这是一个闷热的夏日，空中低低地盘旋着一些红蜻蜓，洞庭湖面被风推出层层波浪。她挑着一对竹筐，去湖边港汊里捞水葫芦作猪饲料。水葫芦长得十分茂盛，还开着淡紫色的花朵，很快，她就捞了满满的一担。她坐在湖边歇息，听见堤上有人唱山歌：
洞庭湖里螺蛳多，
抓起螺蛳丢上坡，
螺蛳只奔有水处，
情妹只图有情哥。
歌词虽然唱的洞庭湖的螺蛳，曲调却是地道的安华山歌调，而且唱歌人的嗓门有点耳熟。她循歌声望去，只见一个牧鸭人挥着鸭铲，把一群嘎嘎欢叫的鸭子赶到了堤坡上。牧鸭人穿着囚服，一举一动都似曾相识，当他向她张望时，她立即认出，他是陶玉林。真是冤家路窄！她立刻回头望着湖水，这种猝不及防的邂逅令她极不舒服。她曾听陶禄生说起过，他的三叔在中缅边界率部投诚回安华之后，被送进了劳改农场，却没料到她会与他走到一起。在这个劳改农场，男女囚犯是严格地隔离开的，若非陶玉林摊了个牧鸭的差事，他们永远没有相遇的机会。她想尽快离开，他却正好坐在她的必经之路上，一点没有走开的意思。这时湖面上狂风大作，湖边的芦苇伏不已，一道道白浪向洲子席卷过来。翻滚的乌云低低地垂向湖面。一场暴风雨眼看就要袭来。陶玉林急忙将鸭群往港汊深处赶。她立即挑起担子，奋力向堤上攀去。狂风推着她的背，使她很快登上了湖堤。居高临下打一望，但见陶玉林沿着堤坡飞快地往湖边奔跑，一条被风刮来的小船，正在离岸不远的地方悠悠打转。她一个激愣：莫非他要逃跑？扔下担子，撩开腿往坡下奔去。在短暂的奔跑过程中，她又体会到了几十年前打游击时飞身杀敌的快感。她身手敏捷地跑到水边，纵身跳上船头，夺过陶玉林手中的竹篙，大喝一声：“陶玉林你哪里逃？”顺势一竹篙横扫过去，正中陶玉林腰部。陶玉林连惊带吓，扑通一声跌入湖中。她怔了一下，陶玉林从水中冒出半截身子，伸手抓住船帮，一只脚勾住船沿，侧身一翻，滚入舱内。随即，他水淋淋地站起，黑着脸指着她叫道：“你、你以为我逃跑呀？我是想把船拴好！这么大的洞庭湖，这么大的风浪，我驾船送死去呀？我只差半个月就刑满释放平安回家了，我还用得着逃跑吗，我又没癫！”他一边吼一边抹脸上的水，吼得她哑口无言。
她放下竹篙，跳下船去，埋头就走。
陶玉林在后头问：“你怎么晓得我的名字？你是谁？”
她不作声，加快了步伐。
“你、你难道是陈秀英？回过头来让我看看！”
一种难以名状的情绪顿时涨满了她的胸怀，她不理睬他，迅速跑到堤上重新挑起担子。任凭陶玉林怎么叫，她也不回头。现在是她在逃跑了，她想逃离她充满挫折和痛苦的过去。
此后，她很少到湖边去了。
湖边的芦苇再次枯黄，她对自己的案子不再作任何指望的时候，老关来到了野鸭洲。
她平静地拢拢头发说：“老关，你就来了呀！”
老关苦笑一下，向她表示歉意，告诉她，他本想一鼓作气把案情查个彻底的，可他被抽去办农业合作化试点了，她的案子转交了别人。他还以为别人在办，可办点完了回来一看，别人根本没办，她的案卷锁在保险柜里原封未动。他主动提出继续办理，但领导说工作太忙，这样的案子搁一搁再说。直到前不久，事情才有了转机：《新湖南报》上发表了一名地下党老同志的回忆录，文中提到当年湘南某县地下党支部书记沈冬叛变投敌，一个叫于亚男的女联络员与之进行了坚决斗争，并及时通知了党组织，避免了遭受更大的损失，后来这位女联络员为躲避敌人的搜捕，不惜毁容，用香火给自己烫了一脸疤痕。他读后便持报纸找了有关部门。省委某领导得知后批示，尽快查清案子，予以甄别，该解脱，就要尽快解脱。老关便带领助手四处走访调查，进行了几个月的细致的工作。遗憾的是，他们仍然找不到被大家都认可的证人，更遑有强有力的证据来推翻二十多年前湘中特委对她的指控了。在这种情况下，上级决定，此案暂时不作结论，当事人送回原单位控制使用。
“既然没有结论，你跑来作什么。”她口吻里不无埋怨，但脸上平静而开朗。
“目前就你的情况来说，没有结论已经是最好的结论了，”老关安慰道，“至少你可以不劳改，回单位工作了。你收拾东西吧，我们送你回安华。”
于亚男就收拾好简单的行李，跟着老关上船。她走了也就走了，劳改农场没让她办任何手续，她很奇怪，问：“老关，应该有个什么手续吧？”
老关摇摇头：“不用，领导的话就是手续。”
她愈发困惑：“怎么是这样？”
老关解释道：“拘捕你时就没有什么手续，所以现在放你也无须什么手续了。特殊时期，也不足为怪。”
她哦了一声，平视前方，喃喃道：“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要感谢你……现在，我们可以算是同志了吧？来，握握手。”她伸出她因从事体力劳动而变得粗糙不堪的手来。
老关踌躇片刻，嗫嚅着厚嘴唇：“嗯，既然保留了你的党籍，我想，大概可以称同志吧。”他握住她的手，感觉她的手像一把灼热的铁钳钳住了他。
一个残阳如血的黄昏，于亚男回到了离别四年有余的安华县委。既然是控制使用，县委副书记一职自然撤消了，她被分配当了一名勤务员，其工作内容，就是打扫办公楼和县委大院，为会议准备茶水，以及临时被办公室叫去油印文件，诸如此类。
一天她正在院子里清扫落叶，陶禄生走到她跟前，错愕片刻，唤道：“于书记。”
“陶区长，请叫我于亚男。”她说，脸色冷漠。一些枯叶如垂死的蝴蝶在她的扫帚驱赶下扑动着。这是她最后一次听人叫她于书记。
陶禄生是在去严书记家途中，与妻子的姑姑不期而遇的。不过此时他对这层关系还茫然无知。过去的县委副书记四年多不见，一见已变成扫院子的勤务员，他对此感到迷惑不解。他想询问几句，于亚男却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神情，只好作罢，转身去见严书记。
严书记住在县委大院后面的平房里，门前有一个葡萄架。黄昏的阳光透过叶隙筛落在石桌石凳上。陶禄生刚坐下，严书记便亲自给他沏了一杯茶。陶禄生有点受宠若惊，捧着那杯茶不知说什么好。严书记手在他肩头轻轻拍拍，笑道：“小陶呵，我听老曹书记生前说过，解放前夕，他住在信义医院边养病边指挥策动县自卫团起义时，你爹在医院做义工，帮过他不少忙呢！他人还好吧？”
陶禄生这才松弛下来了，答道：“他已经去世几年了。”
“自然规律，不可抗拒呵。”严子刚说着，注视着他，“小陶，听说你对县委下达的办初级农业合作社的指标持反对意见？”
陶禄生敏感地分辩道：“不是持反对意见，是持保留意见。”
严书记瞥他一眼：“保留意见与反对意见差别并不很大。中央决定今年全国农业社要发展到一百万个，都像你这样持保留意见，怎么完成？给我说说那些保留意见，看有没有道理。”
陶禄生思忖一下说：“主要是，我觉得步子迈得太快了。每个区不少于五十个，而且每一个社不少于二十户，在我们那里，很难办到。”
严书记问：“为什么？”
陶禄生说：“群众积极性不高，普遍的怕自己的田产充公。加上去年办的几个社产量不高，管理不善，没有起到应有的示范作用，群众对农业社就更没信心了，有的一听要入社，田里肥也懒得积，把耕牛也卖了。比如青龙镇的秦疤子是土改根子，分到土地后干劲很大，连续几年收成不错，基本上就丰衣足食了，但一动员他入社，他就没有了积极性。我觉得，让这部分农民自己多干几年，似乎对发展生产更有利。”
严书记神情严肃起来：“从某个人和某个局部来看，你的意见不无道理。但是我们必须以全局的观点来看问题。我问你，在你们区，有没有出现贫富不均、两极分化的现象？”
“有。有买田置地的，也有讨米逃荒的。”
严书记弓起指头敲着石桌：“这就是问题关键所在，也是我们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如果不及时制止两极分化，势必出现新的富农地主和新的贫雇农，革命的成果就会毁于一旦。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土地公有，集体经营，让所有农民兄弟加入农业社，走大家富裕的道路。这个道理，不知讲过多少遍了，为什么一接触实际情况，就抛之脑后了呢？”
陶禄生如坐针毡，不情愿地点了点头。
严书记笑了：“你也不要太紧张，我不会扣你右倾保守的帽子。思想有偏差不要紧，只要听招呼，容易纠正过来。你一定要学会听招呼，听招呼也是一门学问，说白了，就是下级服从上级。我并不反对你独立思考，但不要别出心裁，显得自己很高明，那是要不得的。别出心裁往往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今天我也是给你打打招呼，提个醒。”
陶禄生出了一身虚汗：“严书记，我一定听您的招呼……可是，我的不同意见，是在区委会上提出来大家讨论的，很平常也很正常的事，有什么必要到您这里告黑状呢？”
严书记忙摆手：“人家汇报工作，怎么说成告黑状呢？他告了，我一打招呼，你思想就通了，这是好事嘛，不要往别的方面想……哎，小陶，我最近到下面搞调查研究，往你老家路过，嚯，崖险水秀，风景优美，名不虚传呵，怪不得你们陶家，出陶澍这样的名臣，怕是吸收了石蛙溪的天地灵气吧？”
严子刚显得兴致勃勃，陶禄生心情就稍微轻松了些。
严书记话锋一转，说：“听姚乡长反映，想在石蛙溪成立初级社，但是有阻力，你晓得这阻力来自谁吗？来自你祖父陶秉坤呢！你祖父辈份高，作田手艺好，在村里有威望，他不入社，其他村民就会效仿他。其实你那些不同意见不是空穴来风，可能是不知不觉受了你祖父这类人的影响，代表了他们的利益。庄坪乡虽不归二区管辖，但对你的老家、你的家人，你还是负有责任的，我希望你给你祖父一些积极的影响。你要影响他，而不能让他影响你。”
陶禄生急忙说：“严书记，我一定说服他入社！”
聆听了县委书记的谆谆教导之后，陶禄生回到住处，晚饭也忘了去吃。他躺在简陋的招待所里，望着天花板心烦意乱，怨恨顽冥不化的祖父又给他添了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