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天夜里，陶秉坤关紧门窗，抱起那只藏钱的坛子往床上一倒，花花绿绿的人民币刨花一样蓬起一大堆。他倒抽一口气，几乎被自己从未有过的富有惊呆。他简直要怀疑这些钱的来路了。他小心翼翼地将钞票一张张抻平，叠好，然后用他粗糙的指头一遍遍地数。每一次数，最后的数目都对不上，但无论哪一个数字，对他来说都是前所未有的。他索性懒得数了，找出记帐的小本子，再拿来一个油漆驳落、祖传的小算盘，一笔一笔地查找这些钱的来历。
拨拉一阵算盘珠子后，陶秉坤心里稳妥了，喜不自胜地嘿嘿直笑。这些钱，每一张都是全家人汗水换来的。这一年里，不算打柴、卖树得的钱，光棕片就剥了三担，黑茶也采制了两百多斤，加上行情看涨，价钱卖得高，票子就大把大把地搞回来了。年景又罕见的好，风调雨顺，田里山上都是好收成，仓里堆满了谷，屋檐下挂满了尺把长的玉米棒子，金黄灿烂耀人眼睛。还不算栏里两口大肥猪呢，过年时杀一口，腌成腊肉挂在梁上一熏，消消停停可以吃一年；另外一口赶到小淹卖掉，不又是一摞票子？
次日，陶秉坤难得地到小淹上了一次街。当然，也忘不了顺便背了几双农闲时打的棕丝草鞋，去街市上卖掉。他倚在南货店当街的柜台上，要了一盅烧酒二两烘糕，有滋有味地喝。每次只喝一点点，几乎只打湿嘴唇，但他总要吮得嗤嗤响。烘糕又脆又酥，碎末从嘴边纷纷坠落，他小心地拿手板接了，再送回嘴里去。随着他的咀嚼，嘴角的皱纹舒展波动，黧黑的两颊泛出一些酡红。一盅酒下肚，他就有飘飘欲仙之感，心里就说，你这是酒不醉人人自醉呢！他到蔡如廉开的布庄给家人每人扯了一段布，又给儿孙和儿媳孙媳各买了一双浅口胶雨鞋。至于他自己，习惯了下雨就打赤脚，或者穿木钉鞋。人老了，也用不着那么多讲究。
在卖香烟的摊子前，他踌躇再三，才狠心买了一包最便宜的。拈了一支，却舍不得吸，学着乡干部的样子夹在耳朵上。回到石蛙溪，他满面浮笑，把香烟拿出来，逢人就递一支过去。“嚯，秉坤伯吃棍棍烟，发财了喽？”受惠者恭维不止。陶秉坤便谦逊地摇头否认：“哪里有财发罗，赚几个小钱而已。”别人就说：“秉坤伯你莫躲起讲，不看你田里谷厚，就牛角冲那一湾棕树两坡茶叶还有几坡的树，都是金银宝贝，年年下蛋生崽，一家人又勤快得鬼都怕，不发财才怪呢。”陶秉坤一笑，惬意得不好意思再谦虚下去了，就说：“人算不如天算，还是搭帮好世道、好年景，托共产党的福呢！”别人也深表赞同：“是呀，搭帮共产党给我们分了田，帮自己种田，才带劲呢！今年除了陶玉财，家家田里都丰收，秉坤伯，你要不加劲，只怕明后年有人跟你比富咧！”陶秉坤腰一挺，大声道：“那好呵，我们就比一比，看谁的田种得好，有人富到我前头去，我给他磕三个响头。”话这么说，心里却想，论种田过日子，石蛙溪没人比得过他的，只要把现有的山林田土伺候好，发家的日子也是指日可待。
安华流行一句民谣：“作田佬儿得不得谷，不讨堂就起屋。”收完油茶籽后的一天夜里，陶秉坤叼着竹烟竿抽烟，抽着抽着，将竹烟竿往火塘边的条石上一叩：“玉山，你明朝请几个帮工来，我要把屋加长一柱，再修个包廒。”
玉山怔怔说：“爹，屋够宽敞的了，还修它作什么？”
陶秉坤说：“你还嫌屋大呀？你见过大屋没有？眼睛莫只盯着鼻子底下看，望远一点。屋修大了又不会长翅膀飞走，照我讲的做吧！”
玉山脑门上起了一堆皱纹，心中老大不痛快，又要修屋，意味着又要起早摸黑一冬天，劳累了大半年的身子得不到休闲了。玉山发开了牢骚：“爹，其实我是帮你做长工呢！”
“那我这一世是帮哪个做长工？还不是为儿孙呀，我会把家产带到土眼里去？”陶秉坤鼓起眼睛，还想说几句重的，忽想老二至今单身一人，修屋与否确实与他关系不大，他为这个家流的汗也够多的了，口气便软了下来：“我晓得你心里有想法，有些事是亏了你，可是一家人不讲两家话，你是福生的叔叔，就要有个叔叔的样子。我是个往古稀之年走的老倌了，我操这份心，又图的什么？”
玉山就垂下头不吱声了。
第二天，玉山请了五个帮工来。陶秉坤留下三个清理屋场，带着另外两个上山砍树。陶秉坤精神矍铄，手脚敏捷，爬到山顶的杉林里，两个帮工已喘息不止，他却平静如常，只不过颈子里有一圈湿汗。往下望去，整个牛角冲尽收眼底，陶秉坤想起最初和堂黄幺姑开垦牛角冲，已经是四十七年前的事了，不由感慨系之。那时还是光绪末年，不觉一晃两个朝代就过去了，幺姑也不在了，光阴真是留不住呵！他摸了摸下巴上的胡须，轻叹一声，回头寻找适合做屋柱的杉树。这些他当年栽下的杉苗，根根长成了上好的栋梁之材，他用手一量，胸围都在两尺以上。他操起柴刀，在选定的树上削下一小块树皮，做下记号，让帮工去砍，然后去选另外一棵。不一会，山上就响起空、空、空的砍树声，这声音在山谷里回荡不已，引得群山肃立倾听，情景跟他最初造屋上山砍树时一模一样。恍惚之间，他感觉这声音是从当年出发，穿透了几十年的岁月，为寻找他而来。
木料很快就备齐了，等木料干透之后，陶秉坤就请了木匠、解匠、瓦匠等各色匠人，利用干燥无雨的冬日，把屋加长了两柱，还新造一个包廒。屋上盖青瓦，包廒则是盖杉木皮，还往杉木皮上洒了些茶枯粉，促使它长青苔，这样杉木皮几十年不会朽烂。包廒是作猪栏用的，他打算年后多喂几头猪，能多赚钱不说，田里还可多积些农家肥。他还用了几斤桐油，将所有板壁和屋柱都涂了一遍，使之既美观又耐腐。
新加的两柱屋装好板壁，就成了四间新房。陶秉坤指着其中的两间，嘱咐家里人不要占用，强调说：“这是留给禄生的。”玉山说：“人家是国家干部，堂还不晓得在何方呢！公家的人，成了亲也不会住到乡下来。”陶秉坤正色道：“住不住是他的事，给他留不留，是我这长辈的事。”说着将那两间房扫得干干净净，好像陶禄生要即刻回家住似的。
陶禄生的工作非常之忙，根本无暇回家，心里也无回家的念头。若非必要，回家之举在他看来是不好的，容易让人看作不求上进和工作责任心不强的行为。
这年年底，他来到萸江参加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动员大会。县委书记严子刚作动员报告，他号召所有干部积极行动起来，揭露身边的腐化分子，不管他职务有多高，资格有多老。听到这里，陶禄生心里一动，瞟一眼台上，觉出了蹊跷：怎么没见县长耿永强呢？
晚饭后，陶禄生穿过镇龙桥，想去萸江中学看看。刚出桥头，孙晓琼迎面走来。他想避开，转念一想不好，这样显得他鸡肠小肚。于是就站住不动了，镇静地看着孙晓琼来到他面前。半年不见，她面颊上的红润娇嫩已全然没有，下巴和颧骨显得很尖，眼角有了细密皱纹。
“小孙，你好。”陶禄生半天才憋出一句话。
“我不好，”孙晓琼说，“老耿出了事，他被隔离反省了。有人揭发他贪污公款，还说他去年关闭迎春院时，逼一个妓女和他困了一觉。”
“有这种事？”陶禄生惊诧不已，关切地问，“那，你怎么办？”
“不知道。事到如今，我只能听天由命。”
“如果事情是真的，你应该与耿县长划清界线，与他……”他把分手两个字咽了回去。
孙晓琼摇摇头：“我既然嫁给了他，就不能在这个时候丢下他不管。”
“我能帮你什么忙吗？”
“谁也帮不了我。”孙晓琼揉一揉眼睛，“陶区长，你不用为我操心，你并不欠我什么。对我来讲，这一切都是咎由自取，命中注定。”
说完，她擦过他的肩膀，走了。
陶禄生呆呆地望着她的背影隐没在暮色中。
不久，一个三人专案工作组来到青龙镇，了解资本家孙梅林及其女儿拉耿永强下水的有关情况。陶禄生刚从青龙山下来，草鞋都没来得及脱，一听工作组的来意，立即提出异议：“据我所知，孙梅林只是个茶行小老板，算不上资本家。”工作组长不悦，说：“是否资本家另当别论，他向耿县长行贿是查有实据的。阳历年之前，送了他一笔钱！”陶禄生想想说：“阳历年前，他们已经是翁婿关系了，你怎么知道是行贿，而不是送礼？”工作组长涨红了脸：“陶区长，你怎么帮他们讲话？可要站稳阶级立场！”陶禄生不温不火：“我不想帮哪个讲话。你硬说是行贿，那也与孙晓琼无关，我了解她，解放前夕她就参加过反对国民党的学生运动，是个进步青年，参加工作后也积极要求进步。她与耿县长结婚，不是谁拉谁下水的问题。这件事，李书记很清楚，是耿县长主动追求小孙的，你们可以去问问李书记。”
然而李世杰书记说他不太清楚，陶区长和孙晓琼关系比较密切，还是他介绍情况吧。
陶禄生恼火了：“他怎么不清楚？小孙本来不愿意，最后还是他在酒席上拍的板，要小孙嫁给耿县长的！”工作组长劝道：“陶区长，不要这么冲动吧。我们还是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表面上是耿县长追她，焉知她不是使用了欲擒还纵的计谋呢？”陶禄生缓和了口气说：“你们为什么一定要把小孙往那方面想呢？”工作组长拍拍他的肩：“不是我们一定往那方面想，而是斗争形势逼得我们不得不往那方面想！耿县长是个老革命，犯了严重错误，令人遗憾，即使如此，他也还是我们这边的人。说白了，你若能证实他确是被孙晓琼拉下水的，他就能罪减一等，即挽救了老干部，又是我们的工作成绩。”陶禄生诧然失色：“那孙晓琼不罪加一等？我们岂能对一个同志的政治生命如此不负责任？”工作组长厉声道：“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重要，还是一个国家的政治生命重要？陶区长，你的某些情绪很危险，在大是大非上，你可不能糊涂！”陶禄生觉得压抑：“我们总得实事求是吧？”工作组长说：“怎么就不是实事求是，你看透了她的内心？其实，你的证词很简单，只要你证实她诱惑过耿县长，甚至只是对耿县长笑过一下，就行了。笑也是拉人下水的方式，而且是很厉害的一种方式嘛，英雄难过美人关，有几个男人抵挡得住女人一笑的？”陶禄生脸胀得通红：“我作不了这样的证。”工作组长说：“你硬要对抗运动，我也没有办法，你想想后果吧，陶区长。我没有什么话说了。”他绷紧脸，转身走出门去。
工作组无功而返，陶禄生心里就松弛下来了，觉得自己帮了孙晓琼一个忙，对她总算有点补偿，也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了。至于有什么后果，随它去吧。他宽着自己的心，尽量把精力投入到工作之中，不去想那些烦心的事。
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接踵而过，也不见有什么不好的后果发生。只是听说耿永强奉命到省里学习去了，孙晓琼辞去了秘书工作，在家当起了家庭妇女。陶禄生为她惋惜的同时，也替她感到庆幸。
陶秉坤领着家人在牛角冲口的扮桶丘踩田。禾苗正分蘖，山风一来，绿浪起伏，蜻蜓在摇曳不止的禾梢上空盘旋，找不到立足之地。经过多年的耕种，陶秉坤早年造的水田泥巴已变得肥沃暄软，一脚下去咕咕咕直鼓气泡，醇厚的泥香周身环绕，挥之不去。陶秉坤背着手，抬起右脚精心地踩着，滑腻的泥巴穿过趾缝，嫩绿的禾苗扫过腿肚子，都带给他惬意的微痒。不时有被惊动的泥鳅窜出水面，然后又钻进浑水里。瞟见夹杂在禾苗中的稗草，他便弯腰将它拔起，连蔸带泥甩到田墈下去。
踩田是件比较轻松的农活，陶秉坤于是就有心思与左右的后辈讲古，讲踩田这门农活的来历。据说很久以前，有一家人出殡，丧夫们抬着棺材上山，遇到一条极其狭窄的小路，棺材抬不过去，只好从稻田里径直踩过去，将一丘水田踩得泥巴稀烂，禾苗东倒西歪。稻田主人正想索赔，岂知数天之后，禾苗疯长，十分茂盛，结穗后籽粒密实饱满，获得罕见的好收成。讲古之余陶秉坤忘不了加上自己的理解，说并非丧夫的脚有什么神奇之处，而是泥巴踩动后能促使禾苗根须发达，多吸收养分，譬如人，若餐餐吃得饱，焉能不膀圆腰粗？
陶秉坤说得起劲，陶玉财顺着田埂走过来。陶玉财如今已很有村干部样子，头戴印有红五星的草帽，耳朵上总是夹着那支圆珠笔，一件衬衣披在肩头随风飘荡，须时不时用手扯着衣领也不嫌麻烦。他走到陶秉坤跟前，一手叉腰，作古正经地：“坤伯，你的生产搞得不错呵！”
陶秉坤说：“自己的生产，当然要搞好。”
陶玉财蹲在田埂上卷喇叭筒烟：“坤伯，上次你拒绝买我爹的田，做得好咧。我们干部家属，是要比别人进步一些才好。我爹一脑壳旧思想，一点不开化，尽背着我干蠢事，田地若能买卖，不又像旧社会一样穷的穷富的富，两极分化么？县里严书记、乡里姚乡长都讲要不得呢！这不，政府又有号召，搞互助组，我们成立了一个，你也参加吧！”
“怎么个互助法？”陶秉坤脚仍踩个不停。
陶玉财吐出一口烟：“上头的原则好像是……自愿，嗯，互利，还有等价交换。其实呢，就是大家一伙做工夫，碰到为难事，你帮我，我帮你，互相帮助。”
陶秉坤便问组里有哪些人，待陶玉财报出一串人名之后，他心里明白了，那都是些老弱病残、家里没有耕牛的农户，就说：“什么互助，明明是要我助你们，帮你们出劳力、出耕牛嘛！”
陶玉财说：“我们换工，又不白要你出，都晓得你是厚道人，心好，这些困难户你不帮谁帮？一道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你山土那么宽，你山上忙起来时我们也可以帮你赶季节呀！再说你是方圆百里找不出第二个的作田里手，都想跟你学几招呢！”
陶秉坤心里很受用，说：“莫给我灌酸米汤了，互助就互助，你讲，要我助哪个？”
陶玉财高兴地眯眯眼：“好、好，禄生若晓得你响应政府号召了，脸上都有光咧！你明天一早牵牛到田塅里来吧，有几户人家缺种谷没插秧，荒了几丘田，想耕出来种点秋荞。”
第二天，陶秉坤让牛吃饱露水草后，扛起犁来到下湾田塅里。
陶玉财正等他，打了个露出嗓子眼的哈欠，指着丁字丘说：“你先耕这一丘吧。”
陶秉坤一怔，脑门就热了：“要我帮你家耕田？”
陶玉财毫无愧色：“是呀，我家也是互助组的农户嘛，我还是组长呢。”
陶秉坤痛心地望着丁字丘的草：“玉财，你这个村干部带的好样！这么好的田荒在这里，你干什么去了？”
陶玉财说：“我不是工作忙，顾不上嘛！冲我为大家当干部误了农时，你也该助一助我。”
陶秉坤瞪着他：“那你拿什么跟我换工？”
陶玉财说：“坤伯你莫急，我还会亏待你？你晓得我不会做田里工夫的，不过政府的救济粮就要下来了，给谁不给谁，还不是我这个村长兼农协主席一句话？你耕一天田，人牛我各给五斤粮。”
陶秉坤一听脸上的皱纹就扭曲了，太阳穴上鼓起的青筋蠕动不止：“你莫打馊主意了，我宁愿给困难户白干，也不想吃你的救济粮！叫我六十几岁的人帮你耕田，亏你说得出口！你这才叫剥削呢！”说着牵起牛回头便走。
陶玉财跺跺脚，冲他的背影叫道：“我是你侄儿呀，你不助我助哪个？”
“人助不如自助，你绾起裤脚下田吧，要不饿死也没人可怜你！”
陶秉坤说到做到，真的给几家困难户耕了田，没收一分工钱。对丁字丘和晒簟丘，他瞟都不瞟一眼，任其荒芜在那里。有一天从那里路过，他忍不住跳进干涸的田里扯掉一把正在疯长的草——他觉得心都被扯疼了，差点流出泪来。
陶禄生是在情绪恶劣的情况下碰见未来的岳母和妻子的。
那天，他去青龙山处理一起抗交农业税的事件。一位刁蛮的山民不仅不听劝告，反而动手将村长打了一耳光。陶禄生一怒之下，命人将那位山民绑了起来，让村长回敬了他几耳光，然后强行收走他仓里的粮食以充当税款。事发时李世杰也在现场，当时并没提出什么异议，可一回到区政府，就在会上指责他处理不当，犯了命令主义和官僚主义错误。陶禄生不卖他的帐，当面顶撞他道：“你总是事后诸葛亮！”两人闹得不欢而散。他估计，李世杰又会将此事向县里汇报，并且渲染一番。究竟哪里得罪李书记了，处处为难于他？他百思不得其解，苦恼异常，于是找人要了一支烟，坐在陈家大院门前的青石阶上，一边喷云吐雾一边瞎琢磨。
这时，两个女人和一个挑担箱子的脚夫来到了他跟前。由于情绪不好，他审视她们的目光是很不友好的。年长的妇女似乎想向他询问，欲言又止，拉拉年轻女子的手，拾阶而上。才上两级，她们仰头看见了大门口区公所、镇政府和镇小学的三块招牌，脸上出现讶异与惶恐的神色。陶禄生觉得他不能袖手旁观了，便起身问：“你们有啥事？”
年轻女子回答道：“我们回家！”
“回家？”陶禄生上下打量她们。
年长的妇女解释道：“我是陈家的儿媳，叫黄慈予，她是我女儿陈亦清，我们从外地回。”
陶禄生有些怀疑她们的身份，但转念一想，大概不会有人冒充大地主的后人。于是清清喉咙，告诉她们，陈家大院早已收归人民政府所有。
“里面全部占用了吗？”叫陈亦清的年轻女子问。
陶禄生感到不快，眯起眼睛说：“是呵，全部占用了，是不是我们搬走，让你们住进去？”
“不，应该我们走。”黄慈予有礼貌地点点头，拉着女儿的手转身就走，脚夫挑着担晃晃悠悠地跟在后面。
她们走出十几步远的时候，陶禄生觉得有些不妥。陈梦园虽是大地主，可在青龙镇口碑颇佳，又是为杀日本鬼子而死的，是个开明绅士，不应该让他的后人受冷遇。于是他撩开大步追上去问：“你们要到哪里去？”
“先找个栈住下。”黄慈予说。
陶禄生拦住她们：“你们先别急，若真是陈梦园的亲属，按照政策，还是要给你们栖身之所的，可以在陈家大院里匀两间房出来。”
“请问同志您是……？”黄慈予柔和的眼睛望着陶禄生。
“哦，我是二区副区长，陶禄生。”他说。
黄慈予便从女儿手袋里拿出一份盖有红印章的纸来，递给他：“陶区长，这是县政府教育科给亦清开的介绍信，请过目。”
陶禄生仔细端详，只见上面写着：
兹有陈亦清同志，女，汉族，1933年10月生，共青团员，家庭成份地主，本人出身学生。原系湘中简易师范学校毕业生，毕业后在桃花江参加土改工作，表现良好。现根据本人志愿并报请县政府批准，回本县老家青龙镇从事教师工作，特介绍前来报到，请酌情安排为荷。
得知眼前这位年轻女子是共青团员，陶禄生立即有了一定程度的政治认同感，脸上就有了一层真诚的笑：“欢迎欢迎，青龙镇正缺小学教师哩！我马上和镇政府的同志商量一下，一定好生安排。以我的意思，就在镇小学教课吧，吃住和教学都在一座院子里，方便。”
“我服从领导的安排。”陈亦清信赖地说。
黄慈予却沉吟道：“陶区长，我们不想麻烦政府，随便安排哪里都行，最好不往陈家大院里挤……我们怕影响领导的工作。”
陶禄生立即洞悉了她心中的顾忌，说：“好吧。不过其他地方比较偏远，生活艰苦一些。”
陈亦清立即说：“不怕，正好锻炼我。”
当晚，黄慈予母女就安顿在栈里。第二天，根据镇政府的安排，她们上了青龙山，落脚在蚂蝗岭小学。
不久，陶禄生上青龙山布置秋粮征收工作，顺便去了蚂蝗岭小学，亲切地询问了陈亦清的工作生活情况。山上生活清苦，但陈亦清很安心，她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很多山民不愿送儿女读书，她正在挨家挨户地劝说。陶禄生对此很赞赏，以区长的姿态热情地表扬鼓励了一番。告辞时还与她亲切地握了握手，她的小手柔若无骨，那温柔的触感令他经久难忘。
至此，陶禄生还处于一种不自觉的状态，还没有明确想到把他与陈亦清的关系发展到那一步。不过在一个多月之后，事情突然发生了变化。
这天他在小淹镇参加一个统购统销试点现场会，中午休息时去街上看热闹。因逢赶场，街面上人很多，摩肩接踵，熙熙攘攘。他背着手看看走走，忽然发现陈亦清从面馆里出来，而且她的身边有一面目俊秀的青年男子。陶禄生直愣愣地盯着那两个忽儿分开、忽儿靠拢的背影，心里感到一阵难受。陈亦清不时仰望着那男子，而那男子亦不时用身子护她一下，俩人喁喁而谈，仿佛四周的人群并不存在。陶禄生敏感到他们之间存在一种秘不示人的亲密关系，这让他难以忍受。孙晓琼跟耿永强走时，他也有过这种被侵犯、被伤害的感觉。陈亦清随那男子进了百货店，他站在街对面，斜乜着店门。不一会儿陈亦清出来了，脸上笑得毫不掩饰，手里捧着一个漂亮的日记本。肯定是那男的送她的，如今有点墨水的城里青年大都用这种方式来示爱求欢。溜光的西式头，洁净白皙的面颊，笔挺的中山装，尖尖的黑皮鞋，那家伙从头到脚都显示着他是一个城里人。陶禄生心里鼓胀，几乎都有点怒不可遏了，不过副区长的身份提醒了他，使他发作不起来。
他继续跟踪，若即若离地向下街走。跟到船码头，陈亦清立住不动，那男的独自往船上走。他们终于要分别了。陈亦清向河里挥着手，那男的登上船甲板，回头往码头上招手作别。陶禄生觑着他那张文质彬彬的脸，心里忽然就安静下来了，他想起了自己种种的优势，那个人绝对不是自己的对手，就像他不是耿永强的对手一样。他顿时就对身为副区长的自己充满了信心。
班船开走，码头上安静下来，陈亦清回头欲走，陶禄生径直过去：“陈老师慢走，我跟你说几句话。”
可能是感到突然，陈亦清的脸蓦然红艳如花，轻轻说了声：“是你呀陶区长。”
“陈老师，刚才送走的人是谁？”他问。
“哦，是林汉章，我哥的同学，我们从小就认识的。他从师范学院毕业后，分配到萸江中学教书来了，所以趁星期天来看我和我妈。”陈亦清手指忸怩不安地捏着衣襟。
“你们关系不一般吧？”
“嗯，”陈亦清点点头，“他是我的……那个。”
“你们订婚了？！”陶禄生大吃一惊。
“那倒没有，不过订不订婚都无所谓，如今是新社会，不讲究那么多……”陈亦清瞟瞟他过于严肃的脸，埋头不语了。
陶禄生沉吟片刻，说：“陈老师，我本不想干涉你的私事，可是出于对你的关心，我不得不多说几句。你听说过一首新歌谣吗？”
“什么歌谣？”陈亦清迷惑不解。
陶禄生便抑扬顿挫地把它念出来：“头上搽得光，脸上抹得香，一身新衣裳，皮鞋黑又亮，只因不劳动，人人说他脏！”
陈亦清听后眨眨眼，低声道：“陶区长，我晓得你的意思，林汉章他是好打扮一点，可他人不坏，也不懒。”
陶禄生咽下一口痰：“你们，是不是很相爱？”
“谈不上很那个，”陈亦清说，“只是相处得还不错，我们互相都很尊重。”
“是这样，”陶禄生点点头，有如释重负之感，又问，“他什么阶级成份？”
“跟我一样。”陈亦清说。
“那怎么行！”陶禄生陡然严厉起来。
“怎么不行？”陈亦清口气里显出一丝倔强来，“我们是歪锅配歪灶，黄肿配虾腰，谁也不怨谁，也不会连累别人。”
“你怕连累别人，是一种消极的想法！”陶禄生不容置否地道，“你应当首先考虑如何才有利于自己成长进步。找一个成份比自己好的，政治上比自己强的，不比那个一身小资产阶级味道的林汉章强？”
“可是，可是，”陈亦清又显示出无奈的神情来了，“我条件不好，又住在那样高的山上，有人愿意么？”
“怎么没人？比如我就愿意！”他脱口而出。
陈亦清浑身一震，脸红得像块布，手足无措，结结巴巴：“陶、陶区长，你是顺口打哈哈，还，还是逗我耍？”
“共产党的干部说话算数！”他斩钉截铁。
陈亦清不作声了，避开他的眼睛，半天，她才憋出一句话来：“我不晓得怎么办……我得回去问我妈。”说完就头也不回，一路小跑地走了。
陶禄生那颗躁动的心就安定下来了，毫无疑问，他已胜券在握。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并不急于上蚂蝗岭去，显得太迫切了于他的身份不合，也不利于她们母女从容考虑，毕竟，这是一件比较重大的事情。
半月后，陈亦清主动到陈家大院来找他。从她脸上的羞怯他得知了结果，他把她带进自己宿舍，热切地去握她的手，她却把手背到身后：“我妈答是答应了，可我还有两个要求。”
他说：“是上天摘星子，还是下海捞珍珠？”
她十分认真地说：“第一，你要记着，是你主动找我，不是我找你的，以后要反悔，可不许怨我。”
他信誓旦旦：“我决不反悔。”
她点点头：“不反悔就好，免得以后说是我拉你下水。”
他等不及了，问：“第二个条件呢？”
她咬咬唇，眼里泛起浅浅的目光：“我爹失踪多年了，我妈守寡把我们兄妹拉扯大，多么不容易。如今我哥在部队，我们要把妈带在身边，养她一辈子。”
他说：“没问题，赡养父母是儿女应尽的义务。还有条件吗？”
她嫣然一笑：“还有，说话算数，你要帮助我进步。”
他被她的笑弄得心里一晃：“行，来，现在我就帮你。”
他伸出手去，她红着脸迟疑了半天，才把手伸给他。
结婚前夕，他把她从蚂蝗岭上调下来了。为防止别人说他立场不稳，没让她进陈家大院里的镇小学，而是调到了资江边的木瓜寨小学。
结婚报告经李世杰批准后，他找镇政府的民政干事办好结婚证，然后偕陈亦清专程到小淹照相馆照了结婚照，买了些糖果之类作待之用。陈亦清问他：“结婚这样的大事，你不通知家里人吗？”他想想道：“算了，让我公公晓得，又要摆酒宴，大操大办，搞得影响不好。我们是国家干部，带个好头，新事新办吧。以后有机会我再带你回石蛙溪一趟。”
他不想张扬，把新房布置在木瓜寨小学。不过区、镇两级政府的许多干部都特意赶来了，他们为他俩举办了简单的婚礼，并送给新夫妇一幅喜联：结革命婚，行同志礼。横披是：翻天覆地。
婚礼之夜在极度的兴奋与冲动中过去，晨曦照亮了窗户上的喜字。陈亦清偎在陶禄生怀里，一定要他回答为何看上她。睡意沉沉的陶禄生说了几个原因，她还不罢手。他便随口说道：“至少，没人跟我争你吧？”陈亦清默然，一抹阴影隐隐地掠过她的面庞。